从身份到书法

文人书法是书法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语境中甚至一度将文人书法视为书法史正统的代名词，这种看法带有极强的“身份”视角，即文人的身份对书法创作有极大的决定作用。在这种“以人论书”的观点下，种种概念褒贬错综复杂，在此暂且不论。只谈萧振鸣先生的身份为文人书法提供的注脚。

见萧振鸣先生是一场酒之后又约在他的办公室，酒是在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工商注册的个体饭馆，办公室是曾经的北大红楼的会计室，两次会面地遥相呼应，都有着由旧转新的人文气质。如果说文人书法的“文人”这个个体，真的能对书法起到作用，也一定不是旧书史上那种王右军式的“旧文人”，而恰巧应该是萧振鸣先生似的“工商注册”过的“新文人”。

因为如果说文学的功力真能反作用于书法的创作，关键不在对二十四史，十三经多么的熟悉，而是对当下多熟悉。文人书法被推崇的内涵，是文人对时代的思考与看破后广视角的见识所影响的个人气质、个人视角，进而能做出新并且真的书法认识与实践的取舍。文人书法的最大支撑，可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相信“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学，如人为腐儒，书自当不必再观瞧。

萧振鸣先生在研究鲁迅之前热衷古典文学，后来机缘巧合在鲁迅研究中成就了大名。鲁迅本身就是综合新旧的新式文人，萧振鸣在深入研究文学的同时摄取了真实的书法营养，在书法临摹取法上追求“古”，在书法品味上追求“味道”，在实践上倡导“打通诸体”。这三点自我要求已经是一个专业书家的自我要求，远远不是一般的当代“文人”的“玩票”行为，其实书法哪有从学科上的专业不专业一说，专业不专业还是得归于个人所有的见识和作品所有的深度，如果没有见识没有功夫，自诩书家也是业余。如果说书法史乃至当代一定要找到推崇“文人书法”这种带有强烈身份化论断的理由，只能是因为博学多识更能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已。

其实从萧振鸣先生交流的其学书叙述中，他的学书完全是自我启迪式的，一个自我启迪的学书者能找到“古”“味道”“打通诸体”的视角，并且做到精准的实践，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张怀瓘曾说，学书必有师授，将师放在学书的第一重要的点上，就是因为“师”是在自我认识与选择取舍不成熟的时候一根重要的拐杖，如没有这根拐杖，或者选错了拐杖，一辈子就只能寸步不行或南辕北辙。萧振鸣先生学书之所以无拐杖，又可以自我启迪，完全因为其文学审美见识的深入。像刚才所说，文人书法的概念褒贬错综复杂，萧先生为文人书法做了一个能够成立的褒的注脚。

从多情到深入

多情和深入在书法上并不冲突，萧振鸣对书法的多情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固执于一种书体。第二，不固执于一本字帖。第三，不固执于一个时期。而这“三多情”又同时在“两个深入”之下发生，即对书法趣味的深入探求、对书法古意的探求。

萧书的根源，萧先生自己说是文革家里书籍被冲击后，在书架上偶尔发现的一本漏网之鱼——颜真卿的字帖，这本字帖给萧振鸣埋下了学书的种子。但是要说萧先生的书法痴迷，要从85年调到鲁博算起，从85年调到鲁博，萧振鸣先生一直在编书，90年代初萧先生完成了《鲁迅墨宝真迹》的编撰，请当时一位老先生题写书名的时候，被这位老先生的隶书所吸引，从而喜欢上了隶书进而摹写这位老先生的字，在一段阶段之后萧先生突然感到摹写今人的无趣，转而上求“古法”开始了曹全碑的学习，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多情转益的沉浸在乙瑛、礼器，张迁诸汉碑的求索中，以期从古中提取自己的面貌。隶书的追古思想必然影响到其他书体的审美创作，他行草书也就选取了以王羲之为根本的学习，来正自己书法的法脉。萧先生说起来书法，常常说某某字体自己觉的有趣，他嘴里的有趣非同浅尝辄止的“玩玩”，而是用他的视角发现的某种书法的关键内涵。在法古的基础上，萧振鸣因为工作原因，也发现了民国书法的“有趣的古意”。在研究鲁迅时。萧先生发现了钱玄同的书法。20世纪考古上敦煌的探索，对书法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手写抄经体进入了文人的视野，钱玄同即为学习此种传统的佼佼者。萧振鸣的抄经体学习自钱玄同始，又掺加的自己的意味，抄经难在千篇一律中寻找一些细微的变化，而萧振鸣先生虽然学习抄经体远远晚于其对隶书和行草书的学习，但是却取得了抄经体的精髓，在一些收笔与起笔中看似相同，但细加观瞧却能看到自然地变化，笔笔精微又含有性情在内。

除了这几种书法的实践之外，鲁迅的书法对萧振鸣的书法探求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表象与内里的双重影响。所谓表象影响是指，萧振鸣善仿鲁迅，古人说观千剑然后识器，萧先生因工作之因，对鲁迅手稿与书法的观揽量在当代必定数一数二，而看在眼里必然表现在手上，萧振鸣常常用鲁迅书体抄鲁迅诗，惟妙惟肖真假难辨之间博自己与朋友一个风雅趣。但是鲁迅书对萧振鸣产生更真实影响的是内里的。萧振鸣总结鲁迅书法为一个“简”字，简在书法中是一个高品格的审美判断。古简今繁，“简”并非简单，而是一种取舍的智慧，一种书法高度，看似简单却风韵游弋。鲁迅取舍之间的智慧必然给萧振鸣书法审美带来领悟，这种领悟也让其书多情的上下求索、左右勘探之间找到了统一深入的线索。可以让多情与深入同步。而这些选择同样又是文人书法的真实注脚。

作品《鲁迅先生诗三首》，仿鲁迅书体作品《水调歌头》

从严肃到活泼

对萧振鸣先生的书法书写至此，话都有点太严肃了，这与他符合又不符合。不见萧先生之时，总觉的编书做著等身之人如他，应该带一枚老学究眼睛，谈话一丝不苟。但是初见萧先生一口酒下肚，面色绯红烟卷在手谈笑风生，复见萧先生在红楼门口下楼接我，又是着一个潮流的篮球LOGO的T恤，踏着一双皮凉鞋将我带入他的办公室，“来，抽支烟，随便聊聊”，手边一个印有“辩冤白谤”的烟灰缸。红楼办公的学人本应如此吧。我们最后谈到萧先生的作品润格，他说他的作品润格有八个字：“不求不送，有求必应。”拿着自己作品送不爱这个的人就显得自己太无趣，送爱这个的人一副，挂在他家里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你看，本来职业书法家该有的社会承担，让他这八个字给抢了。其实这八个字前四字正是“先生”风骨，后四字正为“先生”担当。前四字严肃，后四字活泼。我突然就了解了为何从小楷的严谨，到草书的狂放他都喜欢，这正是古人那句“书者，如也”正确的佐证，他不正是一边严谨的著书，一边随性的饮酒吗？

他的故事还有太多，比如如何成研究员的故事，又比如在鲁迅文稿鉴定上的故事，再比如他家老宅子的故事，这些都一一放下先暂且不表，再回头单说他书法，我问他“您现在一天写书法6个小时，您是觉得您要把字写成什么样子才满意？”答曰“写成我自己觉得满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