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蔻蔻

亲人们对外婆的祭奠，就像她对待人生的态度，把痛苦都踩在脚下，只储存快乐而美好的事物。

生活讲究的老太太

先生的外婆去世了。

说实话，我和这个外婆不亲也不熟。先生是荷兰人。嫁给先生时，外婆已被诊断为阿兹海默症，几乎足不出户，和她最爱的小儿子一起住在那栋有41个房间，像城堡一样的大房子里。她的记忆逐渐模糊，可她从未像某些阿兹海默症患者一样邋遢、焦躁，她永远是美丽而清爽的，衣带翩然，姿态曼妙。

在她还认得人时，我和她聊过一次天。那是个初夏的午后，外婆和我在她家花园晒太阳、喝咖啡，欣赏着满园的花草。外婆娴雅地直起身子，端起咖啡轻啜一口，眉头一皱，转头问我：“你觉得咖啡还好吗？”我喝得正起劲，觉得没问题，可她觉得咖啡冲得不好，再没喝第二口。

她说她喜欢中国人，她的爸爸是广东客家生意人，妈妈是荷兰奴隶主的女儿。她在南美洲出生长大，家里大片的庄园，经营着种植和贸易。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裔犹太人的儿子。她当时的思维还挺清楚，对往事如数家珍。

她说起坐荷航的经历：“我只坐头等舱，为的是美味的酒菜。四五十年前，荷航头等舱里煎的牛排那叫一绝。那时的牛排是厨子现煎的，整个舱室内都弥漫着煎牛排的香味。红酒绝对上等，温度刚好。如今的头等舱已没有当年的档次了，食物和饮料配得太粗糙。”

她说话那劲儿，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贾母讲窗纱：“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地看着就和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

在某种程度上，外婆挺像贾母的，她也亲历了一个家族由盛到衰的过程。

之后，再见到外婆，她便不太认识人了。她变成了一个脾气极和善的老太太，不再挑剔食品、饮料。天气好的时候，她坐在窗前，对着光看她的珠宝首饰，或是擦晒着那些她收藏的名贵皮包。偶尔抬眼看到人，她的神色略显紧张，迅速地转开眼睛，忙她手里的活儿，可随即脸上浮起的，还是温顺的微笑。

斑斓的一生

葬礼那天，遗体告别间里，满室的百合、白玫瑰、非洲菊，雅致有序地放在外婆的棺材四周。棺木还没盖棺，亲人可以瞻仰遗容。我没敢去看，先生去了，说外婆瘦得皮包骨，干瘪地躺着，不过很平静。殡葬司仪叫来外婆的六个子女，每人钉上一颗棺材盖的钉子，完成了盖棺仪式。瞬時，压抑的哭声四起，我们是真的再也见不到外婆了。

在六个子女的护送下，外婆的棺材被推到祭奠礼堂。荷兰不兴中国那种特定的丧礼哀乐，而是由家人自选决定祭奠仪式的音乐，有些荷兰人甚至会选欢快的流行乐来送别亲人。我们选的是一段意大利歌剧的悼亡曲，凄美哀婉。

大家坐定后，大舅开始主持祭奠告别式。外婆的子女、教子们开始进行每人两三分钟的致辞，每段致辞的间隔都会配上一段外婆生前喜爱的音乐。听得出，外婆对音乐的喜好范围很广，有古典音乐、歌剧、法国民谣小调、猫王的摇滚和南美舞曲。

致辞的内容全是亲人对外婆的回忆，褒贬不一。在这些致辞里，我隐约窥见了外婆斑斓的一生。

我听到了外婆如何与逃避二战战乱到南美的外公相识相爱。那时外公家的生意停滞，受了惊吓的犹太家族，囤着一大堆金银珠宝不敢轻举妄动，外公老老实实地当着医科大学的实习医生。外婆看上外公后，就到外公的医院当护士，只想和外公多亲近。

外婆会带女儿们去巴黎米兰的时装周购物看秀。因为四姨小时候长得很像中国人，在那时的欧洲被歧视，外婆为了保护女儿泼辣地大闹过时装秀。

外婆爱甲壳虫乐队和猫王，她会拖儿带女满世界追他们的演唱会；外婆的厨艺了得，是个派对策划和交际高手；她会教孩子们弹钢琴、骑马，与孩子们一起写生画画。

外婆也会“纵容”儿女们做些坏事，比如，任他们偷邻居家的鸡。她把鸡烤得香喷喷的和大家一起吃，说：“有时，做坏事的感觉真的很好，但要对后果负责就不太愉快了。”之后，她会带着孩子去给邻居道歉，再赔些钱。

外婆给每一个成年或成家的孩子都送过一套房子，并资助他们创业，给孙子们烤美味的蛋糕。外婆偏心家里的男孩子，四姨恨得牙痒痒，说这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共有的传统。

外婆一辈子爱长相帅气的男孩子，据说她投资理财的失败，也是因为她抵御不了理财经纪人的帅气而被哄骗。

……

就这样，在这些故事里，我们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唏嘘，一会儿流泪，如同再次陪着外婆走过其一生。

她恣意洒脱，从没诉过苦

祭奠礼毕就是下葬了，外婆会和二十年前去世的外公合葬。荷兰下葬前的风俗是灵车和送行的车队要去逝者的家门前绕一圈再去墓园，让亡灵对家园做最后的告别。为了尊重亡灵，荷兰的灵车只能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缓行，亲朋好友的车队跟着灵车缓缓地开。

在路上时，无论是行人、自行车、公共汽车、私家车，全都会停下为灵车车队让行，行注目礼。我看到一些正在骑车的青年人，前一分钟还在笑闹嬉戏，一看灵车来了，马上跳下自行车，收起笑站在原地，耐心目送我们的车队远去。

在进入墓园前的一公里，殡葬司仪下了车，步行引导整个车队到墓园入口，此时车速更加缓慢，为的是不惊扰其他安眠于此的亡灵。下葬时，牧师带着大家祷告，然后每人撒把土在棺材上，再由专人砌土完成下葬，逝者就算正式地入土为安了。

在景色如画的墓园里，空气里夹杂着花草的甜香，我心里没有特别的悲伤，反而有一丝快乐和坦然。这种快乐源自于我在了解了外婆有声有色的一生之后而感到的希望，那种生命本质中最实在的、带着韧性和力量的希望。

想想我们中国老一辈的葬礼，逝者的生活鲜有色彩和层次，致辞一般都是：“我们的母亲受尽磨难，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我们的长辈好像都是苦的，生的时候诉苦，死了之后缅怀的也全是苦难。是我们真的那么苦，还是我们只能看到苦？

其实，外婆的一生也充满悲欢跌宕。她早年在南美洲，因为是荷中混血儿而被白人歧视过，二战后颠沛流离的家园重建，与兄弟姊妹的分离，大家族的错综复杂，养育亲生的六个子女，资助三个教子，平衡丈夫和众多家人的关系，打理家里的经济，承担骂名。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外婆依然恣意洒脱地活着，从没诉过苦。

那次和她在园子里喝咖啡，她隐约提过：“我们是败给了世道，没有奴隶没有殖民地了，苏里南、印尼都独立了，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资产、资源，不再是以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方式分配。我们又没学会新世界的游戏规则。可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人能永远拥有一切。”

婆婆守着外婆度过她辞世前的最后一晚，据说她当时很清醒很开心。婆婆问：“妈妈，把你那套Marc Bohan设计的Dior黑色纱礼服借我穿穿吧。”外婆居然听懂了，笑着回答：“是1963年我们去巴黎买的那套吗？不行啊，我不借。我要穿着去参加派对，一会儿就去了。”这是外婆的最后一句话。

谁说不是呢，外婆的一生就是一场声色华丽的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