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浪荡子常玉品味

狄文圭

常玉一生大起大落，在艺术上坚持我行我素。1966年在巴黎因煤气泄漏去世时仍默默无闻、不被赏识。而今，西方公认他为世界级的绘画大家。

生于清末四川的一个富贵家庭，20年代去往巴黎——去赴那席“流动的盛宴”。但直到最后，贫穷孤独地死于巴黎一个煤气泄漏的早晨时，常玉都未曾起身离席。

除了家人去世短暂回国，一生旅居国外，“讨口也不回去！”被追认成一幅画上亿的著名画家那都是后话，常玉的真正身份或许只是一个流连巴黎，贪恋美色的浪荡子。——“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顶要紧的当然要你自己性灵里有审美的活动，你得有眼睛，要不然这宇宙不论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还是白来的。”“我在巴黎苦过这十年，就为前途有一个宏愿：我要张大了我这经过训练的“淫眼”到东方去发见人体美——谁说我没有大文章做出来？”

如今看来常玉的“大文章”做出来了，最近，台湾历史博物馆新修复了他的49幅画作，并将举办常玉艺术最大个展：相思巴黎——馆藏常玉展（2017年3月11日-2017年7月2日）其中包含了常玉200余件作品，保险金额超过两百亿台币。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海明威这样描述20世纪20时代的巴黎。

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你可以在巴黎街头遇见西班牙的毕加索、米罗，意大利的莫迪利阿尼，俄罗斯的夏加尔，瑞士的贾科梅蒂。东方的也有，日本来的藤田嗣治，中国来的林风眠、赵无极、吴大羽、徐悲鸿，在塞纳河畔咖啡馆遇上全世界各地最有才华的那一帮“文艺青年”们。

1921年，20岁的常玉也来到了巴黎。不同的是，在这席大家来了又走的宴席上，他再未起身离开。

1901年，常玉生于四川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画师，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他在家排行老六，少年时被送去随大儒学画，展现出过人天赋。20岁时被经营着四川最大的丝厂的长兄支持着去了巴黎，也有说常玉去巴黎其实是为了逃避一桩他不情愿的婚约。

不管怎样，反正这个20岁的青年是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当时和常玉一起留学巴黎的中国艺术家后来很多归国后都成了中国艺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比如：徐悲鸿、赵无极、林风眠、吴大羽、潘玉良等。

但是常玉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是真正属于巴黎的浪子。徐志摩在一篇叫做《巴黎的鳞爪》散文里提到过常玉，章节标题就是：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 ”

写他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光线惨淡，有着一个弹簧都被坐塌了的脏沙发。每天不到中午不起身，不到天亮不上床，直到晚上才脱了开褂，在他“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工作。

但他倒对自己这垃圾窝很满足，对墙上挂的画如数家珍：“这是我顶得意的一张波纳尔的底稿当废纸买来的，这是我临莫奈的裸体，不十分行，我来撩起灯罩你可以看清楚一点，草色太浓了，那膝部画坏了，这一小幅更名贵，你认是谁，罗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运气，也算是借来的，老巴黎就是这点子便宜，挨了半年八个月的饿不要紧，只要有机会捞着真东西，这还不值得！”

暗搓搓觉得徐志摩在艳羡他那个坐过个上百个“当得上美字”的女模特的沙发，羡慕他们学美术的有“第一手经验”。常玉也是一眼看了出来：“你倒是真有点羡慕，对不对？不怪你，人总是人。”

“不瞒你说，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你说我穷相，不错，我真是穷，饭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儿——我怎么也省不了。这对人体美的欣赏在我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摆脱的嗜好;我宁可少吃俭穿，省下几个法郎来多雇几个模特儿。你简直可以说我是着了迷，成了病，发了疯，爱说什么就什么，我都承认——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

在他眼里没有理想的身材。因为“上帝拿着一把颜色望地面上撒，玫瑰、罗兰、石榴、玉簪、剪秋罗，各样都沾到了一种或几种的彩泽，但决没有一种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调的，那如其有，按理论讲，岂不是又得回复了没颜色的本相？”

人体美也是这样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会合，形成各各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涨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不可制止的表情。

“别看低我这张弹簧早经追悼了的沙发，这上面落坐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别提专门做模特儿的，巴黎哪一个不知道俺家黄脸什么，那不算希奇，我自负的是我独到的发见：一半因为看多了缘故，女人肉的引诱在我差不多完全消灭在美的欣赏里面，结果在我这双“淫眼”看来，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宫里翻出来的尸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摇不动我的性欲，反面说当真穿着得极整齐的女人，不论她在人堆里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碍就无形的消灭，正如老练的矿师一瞥就认出矿苗，我这美术本能也是一瞥就认出“美苗”，一百次里错不了一次;每回发见了可能的时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剥光了她叫我看个满意不成，上帝保佑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时候真难得有！”

在巴黎的时候，常玉没有和其他真正勤工俭学的中国学子一样选择去专业美术院校，想着学成归国为美术事业做贡献。他在这里就像鸟投林一样自在。选择去崇尚自由、前卫的教学方式的私人画室“大茅屋画院”畫画。理由是，“何必进巴黎艺术学校，那已经是没落的学院主义，大家已经开始舍弃它走向近现代之路。”

据当时一起画画的好朋友庞薰琹回忆，常玉经常一来画室就有很多人围着他，因为常玉用毛笔画速写，十分钟就能画一张。有时候不画模特儿画周围的人，但不管常玉周围的人是男是女，年轻的或是中年的，他都把他们画成女的裸体，但没有人提抗议，反而受到极大欢迎。

这些都源于常玉从小的书法和中国画功底。少年常玉的书法写得极好，1918到1919年前后，在停留日本期间，他的书法作品就曾刊登在东京的艺术杂志上。

常玉用线条勾勒人体流畅生动，简单几笔即可掌握住模特儿的神态，观念上已接近抽象画的表现形式。曾任《法国晚报》的记者艾尔贝·达昂是常玉晚年的好友，当年他为常玉冠上“中国的马蒂斯”的称号，传颂至今。

常玉看上去风流浪荡，其实很明白自己的艺术追求。常玉一方面离不开巴黎，因为巴黎的自由，巴黎的波西米亚。他并没有传言中那么纨绔子弟，挥金如土，他只是不怎么有金钱概念，可以住小阁楼、用破沙发，或者在家款到前吃面包喝自来水度日，但再没钱他也要请模特，也要和姑娘们跳舞，坊间流传着他在咖啡馆一边看《红楼梦》或者拉小提琴一边画画的传说。

“在巴黎人有一个好处，他就是不势利！中国人顶糟了，这一点;穷人有穷人的势利，阔人有阔人的势利，半不阑珊的有半不阑珊的势利——那才是半开化，才是野蛮！你看像我这样子，头发像刺猬，八九天不刮的破胡子，半年不收拾的脏衣服，鞋带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国，谁不叫我外国叫化子，哪配进北京饭店一类的势利场;可是在巴黎，我就这样儿随便问那一个衣服顶漂亮脖子搽得顶香的娘们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你信不信？至于模特儿，那更不成话，哪有在巴黎学美术的，不论多穷，一年里不换十来个眼珠亮亮的来坐样儿？屋子破更算什么？波西米亚的生活就是这样，模特儿就不能坐坏沙发？你得准备杏黄贡缎绣丹凤朝阳做垫的太師椅请她坐你才安心对不对？”

一方面他却在绘画中不断回到中国，回到东方，更古老诗意的东方。常玉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明亮，画面由白、粉红、赫黄等浅色块构成。

根据吴冠中的描述，二三十年代时在巴黎引起美术界瞩目的东方画家除了日本的藤田嗣治就只有中国的常玉了。但最后是藤田嗣治扬名，走红一时。而不是更敏感、任性、品位高雅的常玉。

后来常玉家道中落，年纪渐长，又孤身一人，骄傲孤高，不善经营自己，不能容忍画商凌驾于自己之上，导致他晚年穷困潦倒，甚至贫穷得买不起作画的材料，劣质的材料成了他作品的特点，他有时甚至不得不靠绘制彩漆屏风和器物谋生。

他开始钟情于暗沉的颜色，用乌黑的铁一般的线勾勒轮廓。“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了”，吴冠中说。

他画的最后一幅油画是一只奔跑的小象。他当时和好友达昂通电话：

常玉：孤独……我开始画一张画。

达昂：是什么样的画？

常玉：您将会看到！

达昂：那要等到几时？

常玉：再过几天之后……我先画，然后再简化它……再简化它……那是只小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奔驰……那就是我。

当时常玉并不知道，三天后的早晨他会被人发现因为瓦斯中毒死于睡梦中。这只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凭空出现的一只孤独的小象，就这样迈入了虚空。

1966年，失去常玉的巴黎和平常一般，拍卖市场上一捆捆常玉的画，几百法郎就能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