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波

学校的老盒子间拆除后，一时没钱建新楼，地就荒在那里，成了野草、野虫和黄鼠狼的乐园。租住在教工宿舍陪读的家长不少是种田的好手，吐口唾沫遗憾地说：“废了一块好地，长草还不如长菜呢。”便从家里带来锄头、钢铲，半个下午就垦出几畦菜地来。

年长的教师不少来自乡村，早年都有种菜的经验，看着人家热火朝天地自给自足，劳动的技能很快被激活。大家各置农具，加入垦荒的队伍。

母亲是其中之一，和她做伴的是几个要好的师母。她们早晨一起练剑，傍晚一起侍弄菜地，还结伴去榨油坊买枯饼做肥料。

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回家休假时，曾听父亲嘲笑母亲：“你妈干什么都不甘落后，种个菜都要和人家比输赢。”

母亲也常控诉他，“十几米的路，叫他拎桶水都不肯。整天就是忙，一个退休返聘的人，总占着位子做什么。”父亲不得不承认，他是不愿沾菜地边的，总觉得那是妇女做的事。同蔬菜相比，他更关心的是学生们的学习。

母亲生病前我肯定跟着她去过菜地，只是印象并不深。这一次和那一次的影像混淆，最后什么也记不清了。那时每次回去，都要外出会老朋友，很少在家吃饭，也不太留心菜地之类。

2008年母亲查出重病后，来南昌手术，在我这边休养一段时间，还总打电话让妹妹和邻居帮着照料菜地。父亲也被打发回去过几次。

没住多久，母亲坚持要回去。她笑着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知道她的心思，主要是不愿多劳累我们，也怕荒废了菜地。她不打牌，也没什么嗜好，种菜成了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我陪她一起回去，一起去菜地。

一到菜地，见茎叶委顿，稗草横生，她就埋怨父亲不尽职，让我帮着一起搭苦瓜的支架，锄地里的杂草。

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菜地。菜地南侧的旧盒子间残垣尚在，地面散落着许多苔迹斑斑的砖瓦，西侧入口处的大土堆旁站着一棵老杨树，树冠的浓荫覆盖了一小半的菜地。除了拎水扛农具，我也帮不上忙，就蹲在土堆上看母亲忙活，听斑鸠在树梢上练嗓子。

手术让母亲骤减了二十多斤，几个月前的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深秋的阳光覆在她弯曲的脊背上，看得我眼内微微发热。

回南昌后，我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她有时和师母在散步，有时在菜地。

充满希望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母亲病情复发，并再次求医。2010年春天回县城时，疾病把她折磨得不剩多少体力。起初，她仍不时去菜地转转。身体瘦得露出骨形后，她就闭门不出了，让父亲去菜地除草浇水。秋天，母亲的生命最终枯萎凋落。她亲手开垦的菜地却仍蓬勃兴旺。

从那以后，父亲彻底变了一个人，每天有三件事雷打不动，一是早上去墓地看母亲，二是傍晚步行五公里，三是照看菜地。

我每次从县城回南昌时，他都要去菜地摘几样菜，用塑料袋包好，硬塞给我。父亲种菜的手艺比不上母亲，青菜帮子又老又大。他不是细心的人，菜叶子没弄干净就封死包装好。塑料袋在冰箱里放了几天，打开清洗时，常有蛞蝓之类的东西爬出来。

所以每次启程时，我都和父亲拉扯一番。我跟他说：“每次带那么多菜回去，吃一半烂一半，少带点。”

他喊道：“我一个人，吃得掉这么多菜吗？”“一个人”这三个字咬得又慢又重，说着眼睛就红了。

母亲离开后，我不愿再去菜地，怕遇上那些和她相熟的师母，也怕看见她在菜地上方留下的空白。父亲去菜地摘菜，我就打发女儿去陪同。

有一次，父亲往汽车后备厢里塞了不少腊肉和煎鱼。铅灰的云层飘洒着雪籽和湿漉漉的雪瓣，车子都发动了，他忽然想起来，早晨去菜地忘了摘雪里蕻。

“腊肉炒新鲜的雪里蕻，下稀饭不晓得有多好。”他说着，当即冒雪往菜地疾走，不出四五米发梢上就挑起一片白亮的水灯笼。

再打发女儿去就不合适了，我撑开伞，跟了上去。

一路上却没有话，到了菜地，仍是如此。父亲埋头用剪刀剪雪里蕻，雪里蕻被霜冻埋了一整夜，叶片上结满晶亮的小冰凌。父亲手笨，不几下就被划破了，龟裂的皮肤渗出殷红的血。我要替他，他一甩胳膊，“你哪里会！”他埋头不再理我。

我僵在那儿给他打伞，细密的雪籽敲打在伞面上，一阵一阵地吵闹。

母亲走了差不多四年了，喜好旅行的父亲再没离开过县城一步，连南昌都不肯来一下。他总说：“家里怎么可以关门吊锁？你妈回来怎么办。”他的理由听上去很荒唐，一点也不像高中物理教师的言论。

父亲风雨无阻地坚持每天的功课，早晨去后山的公墓跟母亲汇报头一天的大事小情。母亲记挂的菜地也跟着沾光，绿意葱茏地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