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圣

我们在日本面前没有秘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我们的GDP超越了日本，国内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论哪方面都已经超过日本了。特别是日本经历了大地震和大海啸的重创，经历了核泄漏的沉重打击，他们就天真地认为日本真的已经风光不再了。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日本，而人家对我们却了如指掌。看看最近国内许多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就能够知道，剧中的日本，似乎依然是65年以前那个烧杀抢掠的日本，那个只知道用战争和征服说话的日本，而近60多年以来日本做了什么，体现甚少。

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和考察。日本人来华修学旅行，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和实地踏勘，还有缜密的谍报活动，因此对中国了解得十分详尽且相当深入深刻。

他们更注重培养通晓中国的人才。近50年来，在北京的日本记者，每人都被轮流派驻香港、台湾、上海等地工作、并成为十分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的中国通，有些人成为很有建树的中国问题专家，回国后进入了国会和政府的研究机构。

1975年春，日本文化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团长吉川幸次郎站在大雁塔上，俯瞰繁华不再的西安，像一个精通西安地理和历史的导游一样讲述当年长安的历史和建筑，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令中国陪同人员折服。

吉川幸次郎是文学博士，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他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仅相当于中学水平。

钱钟书先生去日本讲学回来以后，对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感慨万端：“到日本去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很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

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王锦思先生在其专著《日本行，中国更行》中，痛彻心扉地呼吁国人要直面现实，真正深入地了解我们这个邻居。他说：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得甚多、甚深、甚细，而中国人对日本则了解得较少、较浅、较粗。这种在国民层次相互了解方面的不平衡，可能比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更令人担忧。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10年日本名义GDP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被中国超越而排名全球第三。但是，在人均GDP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的10倍多。日本时任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就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日本目前还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还没有任何理由蔑视这个已经把我们研究透，并从我们身上吸取了无穷智慧的邻居。

我们要做的，不是永远停留在回忆痛苦中，而是要像他们研究我们那样研究日本，发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把他们的长处变成我们的智慧和动力。

一个箭在弦上的民族

我曾经有机会去日本，尽管旅程短暂，但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这个民族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忧患和警醒意识，他们那种时刻都箭在弦上的生存态度，让人想起就不寒而栗。

日本下关是个港口城市，有几条航线可以直达我国的上海、青岛、大连等城市。我们透过入住宾馆的窗口，可清晰地看到港口繁忙的景象，出出进进的船只中，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货船。这些船运来的大多是山西和东北的优质煤。已经来日本几年的朋友大卫告诉我们，其实，他们进口我们的煤现在并不用，而是密封在巨大的混凝土盒子中存放在大海里。据讲存放起来的煤相当于一个中等煤田了。

这还不是最令我们震惊的。日本煤田很少，他们买了煤存放起来慢慢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森林覆盖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远高于我国。而且木材可以再生，伐一些，再栽上，几年过去又成材了。但日本人不这样想，他们严厉禁止砍伐森林，却大量从我国进口木材。几天以后我在北海道的札幌港口看到，有很多船是从大连来的，装的都是我们东北的原木。而站在札幌的一个制高点上极目远眺，我们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甚至就在港口卸木材的岸边，那些比运来的原木还要粗的大树毫发无损地站立着。

吃饭时，大卫看着我们一个个沉思不语的脸说道，日本人用我们的木材就不说了，你们知道中国那些进口的成品木浆是怎么来的吗？他指着我们手里拿的一次性方便筷说，他们用中国的原木做成方便筷、牙签，用完了再回收，做成木浆出口给中国，一进一出，净挣我们一倍的钱。

我们听了，一个个目瞪口呆！

在东京，我们要去访一位汉学家，引见的日本朋友小林说，东京的车多，坐地铁最快最方便。我们上的是始发车，车上的座位都空着，但奇怪的是日本人上车后没有找座的，都在那里站着。直到车开动了，他们确认座位没人坐才坐下。一路上我看到他们都是这样；坐着的，一看有老年人或残疾人上来，立刻起身让座。小林告诉我，这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要离开东京了，我到邮局往家里发邮件。柜台前，我的前面有一个人，我想就排在那人后面吧，不料门口的小姐立刻跑到我面前，一个深鞠躬说：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请您到那个柜台。但我发现这个柜台的职能没有我要办的业务。正犹豫着，里面的小姐已经站起来，问清了我的业务，马上办了起来。两三分钟工夫业务就办完了，里面的小姐也站起来说：很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直到离开邮局，我一直在琢磨，我一点也没有被怠慢，一点也没有耽误时间呀！

在日本时间不长，但这个民族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自觉、自醒精神，那使命般的忧患意识，每每想起，仍震撼着我。我相信，这个在经济上创造了世界奇迹的民族，迟早会在更多的领域也创造出世界奇迹。他们不会甘心于永远做一个总是为历史道歉的角色，总有一天，他们必定会卷土重来！

中国的文化精髓成为日本智慧

当中国旅游团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最喜欢谈论中国文化。他们引经据典，说古论今，仿佛在得意地炫耀自己祖宗的辉煌成就。有个旅游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日本的接地导游看到名单上有个人姓卫，立即兴致勃勃地谈起汉代的卫青和卫皇后来。看到这位卫姓团员一脸茫然，她认为不可思议，很失望地说：自己有这样骄人的祖宗，怎么能够轻易地忘记呢？

国学大师辜鸿铭赴日讲学，看到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十分震惊。他说：“今日的日本人似乎是唐代的中国人，那时中国的精神今天在日本继承着，而在中国却大部分失传了。真正得到中国文化精华的，是今天的日本。”

日本历史短，也谈不上有什么古代文化，但是，现代的日本人却把我们的文化融会贯通到了精妙绝伦的地步，驾轻就熟地应用到所有的领域。

日本研究《孙子兵法》成风。《孙子兵法》广泛应用于日本的外交、商业和文化体育领域，有关著作达上千种，研究者近百万人。日本《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曾经将其撰著的《新编<孙子十三篇>》全五卷呈献毛泽东的服部千春说：“今日跻身于世界先进企业之列的日本企业家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孙子兵法》。”

大桥武夫侵华时读到了《孙子兵法》，作为兵法经营学派的首创者，他使东洋精密工业企业起死回生不断壮大。而日本软件巨头孙正义学习了《孙子兵法》后，用“智信仁勇”创立的“一流攻击群”方法，把自己的企业引领到行业最前沿。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是运用中国文化经营企业的典范。他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成为日本企业争相效仿的偶像。他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忠孝仁义的儒家学说与在商求利的算盘并不矛盾，关键是做到“见利思义”。他根据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提出了著名的“士魂商才”观点，打破了官尊商卑陋习，创立了500多家企业，并成为日本儒商的旗帜。

而本田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则信奉儒家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处处运用儒家的观点，知人善任，尽早隐退，亲属也不能进公司，成为世界企业界的佳话。

《三国演义》在日本影响深远，诸葛亮以其智慧、神秘和计谋最受日本人膜拜。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十分推崇儒学和《三国演义》，提出把“合作、报恩、报国”作为企业的基本精神，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至诚无欺，学习“吴越同舟”精神，危机期间不解雇工人，效法刘备三顾茅庐的用人之道，启用只有高中学历的山下俊彦为总经理，使企业走出困境。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应用，千百年以来没有一刻中断过。日本国学大师内藤湖南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衣服，他说：“虽说是从中国借来的，但当中国人脱得精光时，日本人身上总还有一件穿在身上没有脱下。”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面对浩瀚的中国文明感概万千：“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和日本的精神故乡，今天，我们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就激动不已，就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然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中国的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帮助日本事业发展壮大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面对这个对中国文化好学不倦，从我们的文化中得到无穷智慧的邻居，国人除了对祖宗的伟大感到骄傲之外，更多的还应有几分警醒和深思。不然就真如当年徐悲鸿先生的预言了：“日本文化还将兴起，中国如不振作，取而代之者将是吾敌国之日本人代表东方艺术，倘不幸如是，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

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悠久的灵魂和最后一道防线。是的，这道防线我们必须永远坚守。

日本人的严谨和认真

近些年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故，高铁事故、矿难事故、楼房事故、校车事故等等，无疑都是因为我们做事缺少严谨认真的态度，缺少负责到底的责任心，哪怕面对生死攸关的事情，也总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

鲁迅先生最了解我们民族的弱点，曾经针对很多人对自身缺点麻木不仁，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现象这样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抗战结束之后，日本与我们基本处于同一个起点上，国内经济甚至比我们还要差，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日本人做事的严谨和认真。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民族的“软肋”。

甲午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自以为是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他们以为自己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早已超越日本，日本的舰队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了。日本海军司令官东乡上舰参观。上舰后看到的现象，让这位日本海军将领啼笑皆非。他看到北洋舰队的士兵把洗的衣服晾在炮管上，栏杆的扶手布满了灰尘，士兵列队也很不整齐，杂物乱放在甲板上。东乡向日军统帅部这样报告：“清朝海军舰队虽然吨位高，但不堪一击。他们的纪律如此松懈，做事这样不严谨，怎么能够打仗？”

这位日本将领一语道破了清军与日军的不同。

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最深切地体会到这种不同。他曾经这样回忆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涂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鲁迅写道：“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有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

面对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的发问，今天的我们不禁惭愧，先生已经作古七十多年，被先生痛恨的疾病，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医治好。

在沈阳，曾经传出过一个日本音乐家教育中国学生“认真”的佳话。1994年，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回到出生地沈阳，决定指挥辽宁交响乐团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一天，在排练完第四乐章后，小泽的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紧皱眉头自语道：“怎么会这样？这样的乐团怎么去演出？”忽然，他将指挥棒重重地敲了一下乐谱架后说：“从明天起，我们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这等于在说，每个人需要从基本功训练做起———这绝不是大师级指挥家做的事。但是此后，这位享誉世界的指挥家每天坚持上训练课6个钟头，一次次仔细认真地纠正每一个乐手，俨然成了一位教音乐课的小学音乐教师。

所有参加了那一次演出的乐团乐手，都犹如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不仅仅是在音乐方面，而且明白了一个乐手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秘密所在，也领教了日本人的严谨与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