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华

听过无数的歌，有轻柔婉转的，有节奏明快的，有音色优美的……但是犹如喜食家乡的地瓜粥、吧浪鱼一样，我最痴迷的，还是福建东山岛那原生态文化的歌册调。

家乡东山岛自古出产一种名为“东山歌册”的精神食粮，她是岛上女人的“专利”，也是一种独特的女书。新中国诞生前，歌册艺术在众多家庭或爱好者圈子里广为流传，它宛若一身粗布青衫的婉约少女，裹挟着蓝土地的气息，带着乡间野菊芬芳，清纯甜美得让人怜爱，让世人为之侧目。

五零后的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文化与无数人一样贫乏。那时候劳作之余，人人晨夕暮旦耳熟能详的，不是《东方红》、《国际歌》，就是《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东山歌册，却没有多少人了解，甚至史籍中只言片语也难找。“文革”时，歌册这一海岛女性心爱的文化奇观与四大名著同等待遇，被列为“四旧”付之一炬。

1974年，我被选调到闽南渔场指挥部电台，单位驻东山岛城关镇（今铜陵镇）。那时，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大讲“阶级斗争”不含糊，文化生活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哪怕借一本小说看都难，十天半月看不上一场电影是常事。倘若有人唱诵非主流歌曲“尝新”，便会被当作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

某日晚，城关镇好友阿寿兄邀我到他家做客。这个海滨古镇人口密集，街巷密如蛛网，仿佛巨大的迷宫，我在阿寿兄带领下，穿过七拐八拐的小巷才进他家的门。刚坐定，便听到里屋有女人低声哼唱独具韵味的曲调，而这种曲调我前所未闻，虽非天籁之音，却觉得顺耳好听。阿寿兄从我表情读出我的好奇心，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母亲和厝边人在唱歌册。”歌册？虽是首次听闻，但因为里屋的女人操着本地方言在吟唱，我并未觉得生涩，相反地，萌生出趣味来。仔细一听，她们的吟唱像在讲故事，每个唱句虽然仅有七个字，却句句不同声调曲韵。阿寿兄接着叮嘱我：“莫说出去哦！”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谁要是被发现唱歌册，免不了被请进“学习班”反省。显然，里屋的几个女人是冒着危险，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在享受精神夜宵，难怪她们唱歌的音量低到必须要侧耳倾听。要不是精神文化生活实在匮乏，要不是她们拥有对乡土文化执着守护的精神，谁会在黑灯瞎火的夜里，冒着挨批受斗的危险，走家串户呢。

与阿寿兄闲聊方知，他母亲原先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她并不泄气，和志趣相投的姐妹们互帮互学，才掌握了歌册这门视唱艺术。而因为视唱歌册，她又渐渐识得一些字词，这让我钦佩和感叹，于是禁不住要了几本歌册唱本欣赏。那些唱本均为木刻本，比32开本狭小，纸张虽薄却有韧性。唱词竖排，字大工整，尤适各年龄段妇女朗唱，兴许是翻阅频繁，歌册早已泛黄。有词无谱的歌文都用潮州方言编写，七字一句，四句一组，每组的一、二、四句押平声韵，第三句末字则为仄声，每四句换韵，每个韵组末字拖长音。有时根据故事情节插上一段长短句，节奏的急缓由演唱者视歌册情节需要灵活掌握。如《双鹦鹉》卷十八：“真宗被困在魏城，若无八王难回京。今日英雄齐奋勇，方显杨家救驾兵。再唱天佐番帅臣，探子飞报伊知因。知是杨家救兵到，传令各营众将身。……”翻阅这些古旧歌册唱本，我仿佛在翻阅沧桑，穿越时空隧道，漫步在怀旧文化长廊。

循着优雅的歌吟，我找寻歌册的历史轨迹。明代洪武年间，铜山（今东山岛）开辟通商口岸，南来北往的商贸活动带进文化交流，潮州歌册随之传播进岛。有以小说为基础，改编成文学唱本的《双鹦鹉》、《万花楼》、《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等；有根据戏剧和传说再创的《崔鸣凤》、《陈世美》、《双退婚》、《玉楼春》……潮州与东山方言同属古老的闽南语系，堪称方言嫡亲。潮州歌册经东山岛女人们歌喉传唱，并和兴化、泉州流入的“秦腔”、“南词”融合，产生了一种既不脱离潮州歌册音韵母体，又独具唱腔的歌册调，其显著特点是清唱，不像评弹、说书等说唱艺术需要乐器伴奏，简便易行，倍受欢迎。这些浩繁卷帙犹如民间叙事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东山岛是海峡前沿码头，明清时期，不少岛民迁徙台湾、漂泊南洋，东山歌册也随着岛民的脚步且行且唱，在旅居地萌发艺术叶芽。清嘉靖年间，旅居安南（今越南）的华侨陈载坤先生写信回家，专用歌册形式表达，家里人亦读亦唱，倍感亲切。

孤悬海中的东山岛，旧时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多与读书无缘，有的裹脚，出行不便，“养在深闺人未识”。通俗浅显、顺口易唱的歌册成了妇女的启蒙读物，青壮老妪都以听唱歌册为乐趣，其魅力不逊今日的KTV。领唱者毋需多高文化程度，大家围着她或听或唱，有时大家一边哼唱，一边做着织网、补帆、刺绣等手工。领唱多大声唱，听众小声唱，唱到高潮处，有的会进入角色，跟册中人物同爱同恨，情不自禁地插嘴骂几句，赞几声。歌册因此成为了海岛女人爱不释手的“女书”，她们在听唱歌册中识字明理，对于美丑、善恶的辨识，来自歌册这一“不领报酬的老师”。我表婶目不识丁，开口却能说古道今，包公出世，狄青征西，岳母刺字，薛仁贵回窑，穆桂英挂帅，正德君游江南……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她都是从歌册听来的，文化效益堪比《三字经》《弟子规》。

那时候，东山岛民间流传：“嫁女先要添唱本，让与新娘唱厅堂”。原来，东山岛婚俗就有用歌册唱本当陪嫁品，新婚翌日，新娘“上厅”向亲戚长辈“拜茶”见面时，当众展示唱功，既给夫君添光彩，又让婆家瞧得起。1982年，铜陵镇86岁的歌册艺人许甘忆述她出嫁时，亲友赠她60多部歌册作“嫁妆”，雇人挑送到夫家，以示新娘才艺不凡。可以想象，昔年对歌册爱不释手，如影随形的妇女们有如当今跳广场舞一样乐趣。那时在铜山古城，无论晨昏朝暮，穿街过巷，时可闻到阵阵舒缓流畅的歌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东山歌册跟上时代节拍，文化部门从潮州选进《红珊瑚》、《红灯记》、《白毛女》、《李双双》等十多个新唱本，发动群众唱新歌册。孰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将歌册列为“四旧”禁毁读物，盛行数百年的说唱文学几近湮没。“我母亲包脚，我就得代她游街受批斗。”回忆“文革”中歌册艺人的遭遇，76岁的阿壽兄历历在目，他指着一大纸箱歌册说：“这些是当年我冒险藏匿到山洞，才免遭焚毁的。”看着这些我曾经听过的歌册，它的忠实演唱者一个个西游而去，我不禁泪眼婆娑。

我在采风中发现，一些爱册如命的女性千方百计保护歌册。被誉为“著名歌手”的黄武英即是代表人物。她出生书香门第，外婆、姑妈、母亲唱歌册颇有名气，黄武英十来岁时学会吟唱《谢玉辉》后，从此一发不可收，青少年时代能吟唱几十本歌册，许多唱段可以倒背如流。20岁那年，她带着几大箱歌册作为嫁妆，嫁给教书先生孙子仪。“文革”风暴来临，“乌云压城城欲摧”，她冒着随时可能挨斗、游街的风险，机智地把数百本珍藏的“歌册”化整为零，寄存到“出身好”的歌友家中，使得这笔文艺财富幸免于难。

往事飘忽而去，歌册东山再起。改革开放后，东山岛文化部门将歌册推陈出新，配上管弦，歌册又重新回荡在海岛舞台。黄武英老人凭着坚强毅力，不遗余力搜集整理歌册150多部2000多册，其中最长的歌册《双鹦鹉》长达200万字。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慕名拜访、请教黄武英老人，对她抢救、保护和传承歌册的事迹感动得五体投地。2006年6月，东山歌册入选国家首批“非遗”，歌册粉丝遍及多国多地，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港澳台地区有关专家、艺人、媒体纷纷前来研讨和拍摄“东山歌册”。人们担忧：“这些艺人老去之后，歌册会不会成为绝唱？”面临民间文艺传承断脉，政府文化部门遂将东山歌册列为重点保护项目。2007年以来，在东山歌册发祥地铜陵镇，先后建立好多个传唱中心，所有社区实行歌册传唱全覆盖。国家级东山歌册传承人蔡婉香从小耳濡目染，6岁开始唱歌册。如今，这位老艺人积极发挥余热传、帮、带，常到歌册传习所教唱歌册，她主动要求县文化部门录制音像，“这样我才不会有遗憾。”东山岛艺人创作的内容新颖、思想健康、感情真挚的东山歌册相继面世，有30万字的《玉二妈传奇》、23万字的《黄道周》、有《好书记谷文昌》、《寡妇村里的歌》等。

我们有幸，有幸于东山歌册从繁荣走向衰弱又重展生机。今天，它像春笋冒尖，也似春潮奔涌，更如春风拂遍东山岛的文化沃壤。而我最惬意的，是东山歌册在历经浮沉沧桑之后，能像蓬勃旺盛的小草，顽强地在地底下根茎交缠，织造出柔韧不破的文化蓝图。

（责编 李珊珊）